说中文 秀才艺 第23届“汉语桥”约旦赛区决赛落幕

当时党的纪检机构在反腐败方面曾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后，党的各级纪检机构又被彻底取消。

陈刚：民事实质诉讼法论，《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139页因此，只有先对国务院关于男女退休不同龄的规定是否符合宪法作出判断，才能对本案中的退休决定是否合法作出判决。

本案中，明明自2004年6月至今在侯波的自行教育下，英语、汉语的阅读能力确实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超越于同龄人的成绩，本人表示以读书为乐说明孩子与父亲感情关系融洽，而明明在与外界的接触中，除表示不愿意与王育共同生活外，其天真、快乐之行为表现与同龄儿童无异。（3）论文由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议，并认为已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同意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诵中国古代经典是最主要教学方式，其教学内容包括：语文学科读的是《易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这显然极可能形成一种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外在不良观感。宪法的政治性太强，无法通过普通诉讼的方式解决。

[xvii]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认为这些法律文件有违反宪法的嫌疑，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或者建议。但是，宪法同时规定，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即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接受教育。[vii]朱光磊、周振超：《党政关系规范化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1期，第14-17页。

至于执政党，按照经典的代议民主理论，执政的是党的成员而不是党的组织，在政府依法产生之后，执政党的组织便不再介入行政过程。例如，郭小兵诉江苏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便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如果党的机构逾越了政治决策VS法律执行的界限，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其实质就是行政行为，此时党的机构就是行政主体，当事人就可以寻求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这只需要我们在学理上更新这些概念中所涉行政二字的内涵，对其做实质化的理解即可，而无需修改这些概念的名称。[xix]参见朱光磊、周振超：《党政关系规范化研究》，《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51-57页。

此时，法院无论如何都难以将其作为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而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而只能将其拒之门外。[xxxv]政治合法性是结果导向的，其核心是以人民的认可度为核心衡量标准的执政绩效，因为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

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执行之间是有中间地带的，衔接其中的，即是行政中的政治。[xxiii]秦前红、陈家勋：《党政机构合署合并改革的若干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78-87页。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以执政为最终目标的西方政党，党对国家的领导是全面领导，通过党的优秀分子进入国家机构中执掌政权，并非其领导国家的唯一方式。强调对于党政融合机构所实施的行为，行政法规范的重点应限定在具有明显政务性的事项，对于那些完全属于党务性质的事项不应纳入调整范围，应当由党纪党规来规范，以保持与现有理论与实务做法的连贯性。

另一方面也与法律的空白、模糊、滞后有关，这使得行政系统常常需要直接面向民意做出政治判断。解决了这一点，则本文所讨论的主题，行政法在何种范围、以何种方式去调整这些党政融合机构的活动，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路径。也就是说，这些党政合设、合署的机构尽管在组织结构上是融合的，但在功能上仍是可分的。学界对此次党政机构融合的改革极为关注，普遍认为对公法原理和公法制度冲击颇大，首当其冲的就是行政法，因为现有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并没有将党在行政过程中的角色予以明确界定，也无法为党政机构融合之后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问责就必然指向该机构中党的负责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现有的问责体系如何实现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到党政同责的逻辑转换，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xliv]从决策主体上看，尽管冠以行政之名，很多重要决策环节却掌握在党的机构手中，条例也明确要求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二）关于行政法的渊源 按照上述思路不难得出，党政融合机构的行政执法活动遵循的仍是国法，如果仅依党规直接对外行政，原则上应属违法。

行政过程中执行法律的行为，最终都可以通过法律的原则、规则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法律适用技术来判断其合法性。[v]周叶中、李炳辉：《依法执政考辨》，《法学杂志》2013年第7期，第18-26页。尽管党政合设、合署并非此次机构改革首创，但如此大幅度地推进党政机构整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还是第一次，也体现了中国党政关系的重大变革。[xxi]参见张力：《党政机关合署办公的标准：功能、问题与重构》，《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8期，第72-82期。这一差别意味着，国家意志的表达并不是在立法之后就全部完成，到了行政机关那里只剩下对法律纯粹的执行了。陈柳裕：《党内法规：内涵、外延及与法律之关系》，《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第5-12页。

从决策责任上看，也将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都囊括其中。再如，2019年4月颁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性质上是行政法规，其最终审议机关却是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该条例所调整也不仅仅是纯粹的法律问题。

[xl]张立伟提出划分为党的建设类法规和党的领导类法规，并指出两者在正当性来源上的不同。[xxix]参见[2018]最高法行申798号行政裁定书。

[xxviii]王欢：《论党政合署在行政法中的融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143-151页。但是，行政主体理论在党政机构融合的领域却难以得到合理解释。

[ix]所谓主体性嵌入，表现为执政党设立内、外两个层次的组织统摄或嵌入国家机关当中，对其履职过程进行具体领导。另一方面则是在组织层面上设立党的机构与各国家机关相对应甚至结合起来，通过这些机构介入各国家机关职责履行的过程，但这种领导方式和宏观上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并不属于同一层面。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是宏观层面的，指的是通过思想上的教育、号召和政治上方针政策的引领、指导，依托党的政治和思想权威，使包括各国家机关在内的全国人民统一理想信念。但是，在党政融合机构直接以党的名义对外行使权力时，政的名义要素就难以证成。

[vi]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除了通过国家政权的途径对社会实施调控和治理外，还同时运用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等方式，以及强有力的政治网络，直接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单位和组织进行较全面的指导和监督。[xlix]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责任分配机制在诸多重要的行政领域被党政同责所替代，正是对这一本质的回归。

应当说，面对党政机构融合对行政法理论带来的挑战，主流观点是通过打补丁的方式维系既有的理论自洽，但这种方式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更难以有效回应实践中的法治议题。[i]而党的执政，是指党控制公权力形成的过程，[ii]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合法地进入和掌控国家权力机构的前提下，以国家代表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贯彻党的治国主张、处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谋求和实现全国人民的利益的活动。

（三）关于公共部门及其官员的责任分配 行政既要对政治负责，也要对法律负责，意味着公共部门及其官员可能需要承担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在需要问责的情况下，由政府官员承担主要责任，党的官员不承担或只承担次要责任，由此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责任分配原则。

反之，如果属于政治决策的范畴，则应予排除。[xlv]参见韩春晖：《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难题及其解决》，《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第79-95页。在新的历史时期，党适时提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新目标，进一步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viii]参见黄文艺：《论依法执政基本内涵的更新》，《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5期，第77-79页。

[xlii]那些调整行政中的政治的党内法规，无疑就属于党的领导类法规，其功能主要是限制和规范党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政治决策权的行使。因此，西方行政法学理论原则上无需考虑政党组织和政治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构建，采取的正是通过执政有效性积累合法性的路径，作为党指导思想之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揭示的正是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已指出了这一点，如刘茂林主张将党内法规区分为党内自身建设的部分和领导国家与社会的部分。

[xvii]在我国，很多制度的形成过程都有政策先行的特征，这些政策有时候就表现为党内法规或者党的规范性文件。如果我们按照实质标准将其纳入行政范畴，其形式上的主体与行政主体概念显然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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